所谓做人,是指如何做一个”文化人“ / 钱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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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先做得一个人,才始可以做学术家、政治家、宗教家、军事家、外交家等等角色。昧却如何做人,而径自各务专门,只想做成一个学术家、政治家、宗教家、军事家、外交家等等角色,则必然会出大毛病。

所谓如何做人,并不指做一个自然人,而指如何做一个“文化人”。人生自始只是一个自然人,必待人文教育之陶冶,而始成为一个文化人。学术、政治、宗教、军事、外交种种职务,种种活动,在其外形上,似乎各各分离,互不相关,但在其背后,有一个共通深厚的文化领域。

——《文化与教育》

 

《大学》云:“为人君,止于仁。为人臣,止于敬。为人子,止于孝。为人父,止于慈。与国人交,止于信。”此乃中国人所讲人文修养之主要纲目。

所谓人文,则须兼知有家庭、社会、国家与天下。要做人,得在人群中做,得在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天下人中做。要做人,必得单独个人各自去做,但此与个人主义不同。此每一单独的个人,要做人,均得在人群集体中做,但此亦与社会集体主义不同。要做人,又必须做一有德人,又须一身具诸德。父慈子孝,君仁臣敬,亦非有上下阶级之不平等,此乃所谓“理一分殊”,易地则皆然。慈、孝、仁、敬、信五德,皆发源于人心,心同则理同,故分虽殊而理则一。亦可云德殊而心则一。

人心与生俱来,其大原出自天,故人文修养之终极造诣,则达于天人之合一。人处家庭中,便可教慈、教孝。处国家及人群任何一机构中,便可教仁、教敬。人与人相交接,便可以教信。故中国传统文化精神,乃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上,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之道德修养上,一切寄托在教育意义上。

中国文化之终极理想,则全人生变为一孝、慈、仁、敬、信之人生,全社会变为一孝、慈、仁、敬、信之社会。天下则是一孝、慈、仁、敬、信之天下,宇宙亦如一孝、慈、仁、敬、信之宇宙。此惟人文中心、道德精神之弥纶贯彻,乃始能达到此境界,完成此理想。

——《历史与文化论丛》

 

我今天提出“人”和“家”和“国”这三点,当然希望诸位都要从第一点“人”讲起,而后讲到家,我便是这一家之主。有父母,就该孝;有子女,就该慈;有夫妇,就该相亲相爱。这一家之主便是我,我不是在家中作客。放大讲来,一切都这样。一切都由人,由我这一人而到家、到国、到天下。中国文化便是这么般简单而伟大,此层切盼诸位先自记取。

——《中国文化精神》

 

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:

一、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,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,对其本国已往历史,应该略有所知。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,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。

二、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,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。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,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。

三、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,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。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,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。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,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,一切诿卸与古人。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。

四、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,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。否则其所改进,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,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。换言之,此种改进,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,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,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。

——《国史大纲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