雅与俗 / 钱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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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民族之历史文化生命,绵亘了五千年,不断扩大,举世无匹。其有关人生大道之理想与实践,经多方斟酌调整,“尊德性而道问学,致广大而尽精微,极高明而道中庸”,绝非专拈片面单辞所能发其蕴奥。

余曾论中国民族重群居,但绝不妨碍其个人特立独行之抒展。又论中国民族重视人生之普通面,但亦绝不妨碍有关其个人超卓之表现。今并重提一义,中国人每分“雅”、“俗”,崇尚“雅正”,轻视“流俗”。此一观念,似与其重“群居”,言“普通”、“寻常”,义相反而实相成。

《小戴礼》有言:“广谷大川异制,民生其间者异俗。”《汉书·生吉传》言:“百里不同风,千里不同俗。”故“俗”必富地方性。拘阂于俗,实与重群居、重人生之普通面者有别。中国古人每言:“移风易俗”,“匡时正俗”,“拂世摩俗”,“化民成俗”。又言:“振风荡俗”,“陶物振俗”,“镇风静俗”,“和人宁俗”,又言:“倍世离俗”,“拘文牵俗”。凡涉“俗”字,皆加鄙视。

惟老子主:“小国寡民。使民甘其食,美其服,安其居,乐其俗。邻国相望,鸡犬之声相闻,民至老死不相往来。”果如此,绝不能形成为一民族团体与文化传统,并亦绝不能求其扩大与绵延;与尚群居而言普通,寻常之义显不同。

庄子《山术篇》与老子抱不同意想,市南宜僚告鲁侯:“南越有建德之国,愿君去国捐俗,与道相辅而行。涉于江而浮于海,望之而不见其崖,愈往而不知其所穷。送君者皆自崖而反,君自此远矣!”此言必远俗乃能近道,捐俗乃能建德。离俗愈远,捐之愈尽,而后道德之意始显。

《史记》赵武灵王胡服骑射,告其臣下曰:“穷乡多异,曲学多辩。齐民与俗流,贤者与变俱。”肥义之劝其君,则曰:“有高世之功者,负异俗之累,无顾天下之议。论至德者不和于俗,成大功者不谋于众。”盖俗必限于地,限于时。既富区域性,亦限时代性。庄子秋水篇所谓:“井蛙不可以语海,拘于墟也;夏虫不可以语冰,笃于时也;曲士不可以语道,束于教也。出于崖,观于大海,乃知尔丑,将可与语大理。”故重群居与普通、寻常,譬之水,乃大海,非潢潦。仲长统所谓:“至人能变,达士拔俗。”“俗”与“群”不同。务功利如赵武灵王,唱为道德如庄周之徒,莫不知此。孔孟儒家教人不从流俗之持义,则尤峻而平,尤通而实,最为的当。

 

最先辨“雅”、“俗”者,起于诗。凡中国传统论及音乐、艺术、文学,皆必辨雅俗。《论语》:“子所雅言,诗、书、执礼。”“雅言”指西周语,如今人言“国语”。“方言”则是乡音俗语。凡大群相居,必当有一种普通语文,如欧西中古时期,亦共同使用拉丁语、拉丁文。现代国家兴起,语言文字乃始日趋分裂,于是欧西诸邦,遂极难有融和合一之希望。

在中国,则自西周封建,其时疆土已极辽阔,包有河、淮乃至长江流域,诸侯之朝聘盟会,必有礼,亦有乐。礼则“雅言”,乐则“雅音”。礼乐之用,主要在诗。文字、音声皆尚雅,即是一种普通语言与普通文字。亦如西方中古时期耶稣教会之必用拉丁文、拉丁语。

故在秦代郡县统一之前,西周时代已有封建之统一,提倡尚雅实有莫大之影响。即从春秋时代列国卿大夫所取名字,亦可证其时采同一文字,有同一意义,并寓同一尊尚,此即文化统一明白可指之一例。

文字一成不易变,语音则易变,乐声则更易变。孔子主“放郑声”。郑声先只流衍于郑地,乃受各地之喜好而竞相慕效。虽若通行,实系“俗化”。

此犹妇女服装,亦分雅俗。雅取共同一致,俗刚各趋所好。战国时邯郸赵女,其服饰仪态,亦受各地之慕效,李斯称之为:“随俗雅化,佳冶窈窕。”其实赵女之“佳冶窈窕”,其得举世之慕者,虽若已化而为雅,实则仍是邯郸一时一地之俗而已。

故齐宣王告孟子,亦日:“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,直好世俗之乐耳。”先王之乐,可以通行于各时各地,历久不变,故谓之“雅”;世俗之乐,则起于一地,盛于一时,不久而必变,故谓之“俗”。

中国传统观念,则贵“矫俗厉化”,须能矫其俗而化之于雅,不贵随其俗而貌化为雅。随其俗而貌化以为雅,论其实质则仍是俗。

西方文化传统,刚正近于李斯之所谓随俗而雅化,故多变。如妇女服装,经三数年一变。即如音乐,在先有古典乐,继起有爵士乐,经多数爱好,即风行一时;久则生厌,标新立异,花样又变,格调更新,主要皆在投人所好。此之谓“时髦”,此之谓“潮流”,大众随之趋赴。

孟子告齐宣王,提出“独乐乐”、“与人乐乐”、“与少乐乐”、“与众乐乐”之分别,而主要则在“与民同乐”。因曰:“今乐犹古乐”。此虽孟子所言,后人终不以为然,乃臼:“今乐古乐何同?当如孔子言,必用韶舞,必放郑声,乃始是为邦之正道。孟子之言,刚属救时之偶语。”孟子意,只劝梁齐宣王能与民同乐。果能此,则必知进而求人心之所同,则终必归于雅道。限于一时一地之俗,非人心之大同,则终与雅道异。故中国人常连称“雅道”,亦称“雅正”。“正”即有“定”义,本于“道”始得定。

古人称:“君子三日不废琴。”又称“雅瑟”、“雅琴”。琴瑟乐器,日常不废,此亦一道。钟子期死,伯牙终身不复鼓琴。此事流传古今,亦成一佳话。伯牙擅琴技,为一大音乐家,但人不易知。中国人观念,人能知音习琴,但不望人人能为一伯牙。不知音、不习琴乃俗人;知音习琴而必求为伯牙,亦未能免俗。悼念知已,心有不忍。若鼓琴专为求知于人,亦仍不免俗。鼓琴本以自怡悦,求如伯牙,乃在成名。怡悦在心,大群普通、寻常所当从事,不失为雅。

伯牙之不鼓琴,乃为人生一大话题。人生贵能超俗自娱,自适其适,尽其所至,而得为一不世之人物。故人人可习音乐,但不必人人成一大音乐家。宋玉言,有下里巴人,有阳春白雪。此一喻,亦千古流传。下里巴人多得附和,仅是俗;阳春白雪少获知赏,始是雅。

故欲知中国文化传统,雅俗之辨,涵有深义,不容不知。岂得由比较多少数而即知?抑且鼓琴本为自怡悦,钟子期死,伯牙心念知己,鼓琴而不悦,其不鼓琴固宜。

至如论道讲学,则孔子言:“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?”故颜渊死,孔子哭之恸,曰:“天丧予!天丧予!”而孔子之讲学论道则如故,又岂得以伯牙为例?

论音乐必分雅俗,论其它一切艺术亦然;文学亦然。唐之初与,文章承续徐、庾余风,天下祖尚,乃已成俗。陈子昂作感遇诗三十八章,始变雅正。文学“复古”,即是文学“开新”,亦即是由“俗”返“雅”。由俗返雅亦是变,但变而不失其常。其诗曰:“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。”在子昂心中,正为知前有古人,又知后有来者,乃不欲以追随时尚俗好为足,而有此怆然涕下之心情。

继子昂而起者有李太白,其诗曰:“大雅久不作,吾衰竟谁陈?”此亦一种复古呼声。而太白之诗在唐代,显然亦是一开新。惟中国文化传统,开新必在复古中。蔑古开新,则必随于时俗,不得谓之“雅”与“正”,亦即非“道”所在。

李白同时有杜甫,亦以复古为开新。其诗曰:“山居精典籍,文雅涉风骚。”又曰:“风流儒雅亦吾师。”中国人必连称“文雅”,而“雅”之一义必兼古。盖“雅”必通于古今,“俗”则限于当世。后浪逐前浪,后浪起即前浪退。故尚俗则惟知当世,前无古,后无来,惟知变,不知常;若言有常,亦惟常陷于俗而止。此非中国文化之大理想所在。中国人亦常言“儒雅”。因儒学贵通古今以求常,故荀子有“雅儒”、“俗儒”之分,其实俗儒即不得为真儒。

韩愈倡为古文运动,亦承陈子昂、李、杜古诗运动一脉而来。韩愈自言为之二十余年:“始者非三代、两汉之书不敢观,非圣人之志不敢存。处若忘,行若遗,俨乎其若思,茫乎其若迷。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,惟陈言之务去。乎其难哉!其观于人,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。如是者有年,然后识古书之正伪而黑白分。其观于人,笑之则以为喜,誉之则以为忧。如是者亦有年,然后浩乎其沛然矣。”

韩氏所言,实亦只辨一雅俗。“正”即雅,“伪”即俗。古书中亦有雅俗,唯其历久而能传,则必雅多而俗少。韩氏言:“志乎古必遗乎今。”“今”即是俗。韩氏之文,亦来能大行乎其世,直至于宋始大行。苏轼谓其“文起八代之衰”,即指其能反俗以回之雅。俗必变,雅则始能正,垂之后以成其常。

推而言之,中国全部艺术史、学史,乃至文化史之进程,亦莫以此一,贯彻始终。即在庄子,亦必言:“技而近乎道。”昌黎亦言:“愈之所志于古者,不惟其辞之好,好其道焉尔。”

中国人言“道”字,即犹今人言“文化”。理想中之艺术、文学,必从全部文化中生根流出,亦必回归于文化大体系中为其止境。

此等理想,即在魏晋南北朝时代,亦同样有之。陶渊明言:“少无适俗韵,性本爱丘山。”又曰:“诗书敦夙好,园林无俗情。”渊明之为人与其诗之备受后代爱崇,其主要即在此。

其先曹植亦曰:“人主有所贵尚,出门各异情。朱紫更相夺色,雅郑异音声。”上自帝王所好,下至社会众情所向,自中国传统观言之,皆不脱俗。

林逋诗:“闲草庭终胜俗,好书堆案转甘贫。”庄子亦言:“不为穷约趋俗。”古必甘贫乃能违俗。苏轼诗:“可使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,无竹令人俗。人瘦尚可肥,士俗不可医。”又曰:“呜蛙与鼓吹,等是俗物喧。”范成大诗:“竹枝芒俗网。”司马迁《史记》亦谓:“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,久孤于世,岂若卑论侪俗,与世沉浮而取荣名哉!”是违俗必耐寂寞,薄荣名。此非达理慕道,无以跻斯。陆游诗:“穷理方知俗学非。”此皆辨雅俗。

 

会合中图古今各时代、各方面之共同意见,无不以媚俗为羞,脱俗为高。中国以一广土众民之大国,统一政府高高在上,君相之位,贵莫与伦。自秦以下两千年,为士者,不论在朝在野,不论治乱昏明,要之,当有一番自立不屈之气概,不为当前政权所掩抑。

又其民阜物丰,从事工商业,易有成就,致富不难。然在社会上,亦终无豪商巨贾、大企业之得意兴起,如近代西方之资本家。此正缘中国传统观念,富贵皆未能免俗,乃皆淡漠视之。

此实中国传统文化一项内在精神之所寄,所当特别提出,而继之以深入之阐发者。权势所在,财利所集,则必为众情所共赴。而中国传统观念,则深思远虑,视之为畏途;防微杜渐,戒人勿近。两统以一“俗”字包括之。人既鄙耻其俗,则权势财利,可于人群大道少所牵掣,而每一人之内在心情,乃可多有其自由发抒之机会,而不致为外面事态所沉溺。

今再以中国历史上学术思想之转变言之。西汉以经学取士,迄于东汉,群目以为禄利之途,而民间之“古文学”,乃与朝廷博士之“今文学”代与。

魏晋以下门第鼎盛,而佛教东来,高僧迭起,乃以出家为人生最高之向往。唐代禅宗如日中天,北禅成为两京帝师,三朝法祖,而神会菏泽(禅师)辨道,不啻公开向朝廷作翻案。

厥后南禅掩胁天下,五宗七叶,全国皆南禅,而神会之名字与其著作,转归湮晦。最近始于巴黎重睹敦煌孑遗之孤本,乃知在当时有此一番惊天动地之大事。

然何以南宗诸禅之祖师皆不乐予以称道,遂使此事于短期间即归消沉,若不复为人所知?此亦中国人观念,哄动热闹,喧张翻滚,大众奔凑,一时甚嚣尘上,皆不免于俗情俗态,而鄙夷视之;方外直属尤甚。苏轼诗:“屡接方外士,早知俗缘轻。”此见中国僧侣更不喜世俗嚣张。令人乃以西方观念读中国史,遂认此事为不可理解。

又如唐代以诗赋取士,宋代易之以经义。然王荆公三经新义,亦招来同时之诟议。元、明、清三代,以朱子四书义取士,而当时群鄙之曰“时文”。姑不论其内容,政府所提倡,社会所群趋,即不免为俗套。

今人又群以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,乃一“帝王专制”政府,一若惟帝王一时意志所向,即举国遵奉,而不知其有大谬不然者。中国观念中,又有“道统”、“治统”之分。道统属于雅,此始可尊;治统则可雅可俗,果失雅正,即不为群所尊。故自古无不亡之皇朝,而孔子则永为中国人所尊。此可谓无统,必附于“道”以成统。则中国人论政治,实亦凭于其雅俗之辨以为判。

 

西方人似无中国所谓雅俗之辨,亦可谓有俗而无雅。如希腊各城邦备有其俗,但如何得为一希腊之大雅君子,则各城邦人士均无此想。

如宗教,如科学,以及各项学术分派皆以成俗,非以成雅。耶稣之上十字架,以及罗马耶教之地下活动,岂不皆以此俗反他俗?但及耶教风行,教会、教皇,蜂起矗立,便又有新教,起而反对。科学亦如宗教,其先在落寞中为人所不为,但其后则与宗教成为对立之两型。如哥白尼之天文学,即遭教会压制。其它大批科学家,亦几乎莫不如此。马丁路德与哥白尼,皆受囚禁;而伽利略则遭遇更酷。其实宗教、科学外,哲学亦然。苏格拉底被判死刑。

凡一俗起,即遭他俗之反对。此乃违时违俗,并非违理连道。班固《汉书》有言:“依世则废道,违俗则危殆。”此两语,在西方历史上,表现得更鲜明。

事态时代化,习俗难返,流弊滋生,此一层,亦在西方史上表现得更清楚。即如科学,在今日之西方,岂不已成世俗化?寻求真理之精神日减,供给俗用之趋向日增,其所以为学者已变质。

姑举爱因斯坦为例。初发表相对论,几于欲索解人不得,此真乃一种超俗之新理论。但原子能被发现,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,究不能不说其亦由爱因斯坦所发动。要说明一个秩序井然的宇宙存在,此显是一项真理寻求;但变成为一项大量杀人之武器,终不能不说是一项世俗应用。

最高宇宙真理,一经世俗运用,而转成为一项大量杀人之武器,可使人类在刹那间全归绝灭。原子能的惊人力量,不得不谓之亦出于真理。但今天人类的迈向原子时代,却不能说其亦是一真理,只能说其仍是一世俗。

“真理”与“世俗”间,岂不应有一分别?中国传统观念,力求提出“道”与“俗”,“雅”与“俗”,“正”与“俗”,“真”与“俗”的一切分别,正为此故。

惟其如此,故在中国传统文化四五千年的长期演进中,世俗力量,终不能过分得势;在西方文化中,则正因此一分别未能鲜明提出,遂不免世俗力量时时上升。苏格拉底、耶稣之遭遇,在中国史上固未见。而如爱因斯坦,虽不愿接受“原子能之父”之称号,但原子时代,究是由其开始。此亦可谓俗势终于胜过了真理。西方史上一切悲剧皆由此。

今天的中国人,一味西化,道俗、雅俗、正俗、真俗之辨,不复关心,而且尽可能加以放弃与否认。尽求科学化,一若科学即是真理,不悟羼进了世俗,则真理可成为非真理,抑且反真理。今天的中国人,又甚至认为能供世俗应用,始是真理。

则如耶稣上十字架,当时其所宣扬,尚未为世俗接受信仰,岂得因此即认其为非真理?又如爱因斯坦之相对论,是否当因其发展成了原子弹,乃始可十足认其是真理?又如康德在十八世纪之末,写了《永久和平》一书,主张有一个强大的国际联盟来维持世界之永久和平,此一理想,至今已弥见为不为人类和平前途一真理,但此理想,迄今亦仍未能为世俗所好好接受与运用,又岂得即此而便认其非真理?

 

上举西方史上宗教、科学、哲学诸项来阐明中国传统观念中道俗、雅俗之辨之涵义,可会通于西方历史之具体演进而无碍。此下试再举艺术、文学为例以加说明。

中国人辨雅俗,主要本在文学、艺术两项,已如前举。在西方历史上,宗教、科学、哲学诸项,显可援用中国道俗之辨来作说明,而艺术与文学,则西方人似乎更偏尚通俗一面,与中国传统观念中雅俗之辨更有距离。

俗则必尚新,必趋变,无传统可言。近代西方画家如毕加索,在其中年以前,实于彼邦传统画法有甚深造诣;但晚年则画风一变,大异往昔。在世俗眼光中,新与变,总觉可喜,而毕加索之画遂更轰动。但循此以往,另有新毕加索继起,仍必求变。毕加索亦仍必被遗弃。全部西方绘画史全如此,全以能变能新轰动一时,但不久即又为后人之求新求变所弃,而弃之唯恐不速不尽。

在中国传统观念下,则一画家果能获得同时及后人多数之爱好欣赏,自必有画理、画法寓其中。一为共通之理法,一为独擅之技巧。若过分注重其前者,则理法不免成为俗。惟注意其后者,则理法虽创自前人,然可以为后世继续发扬光大,成为传统,而永垂不绝。

庄子曰:“超以象外,得其环中。”“象”亦称“相”,属外在;“环中”当属“体”,乃内在。外在之相,与俗共见;内在之体,则作者一心之技巧,惟待知者知。团须内外共成一体,但西方则似偏重外,中国则偏向内。但中国人之重其内,亦有过于西方人之重其外。故在中国画史上,历代画品非无变,但规模格局,比较近似守旧,只在守旧中不断有开新;西方则在不断开新中,到底亦脱净不了旧。其不同只在此。

孔子说:“郑声淫。”“淫”即指其太过渗进了俗的成分。俗声、俗调一时成为风气,最多只如李斯所说之“随俗雅化”,究与雅声有辨。

俗情、雅意互为消长,苟不能超乎象外,即不能直探环中。明代理学家倡为“流行即本体”之说,究非真言。果违本体,流行何足贵?故庄子屡言“技而进乎道”,而并不贵于道之流为技。绘画与音乐皆如此。

文学亦然。韩愈倡为古文,惟陈言之务去,“陈言”即是俗套。薜愈言:“乐也者,郁于中而泄于外,择其善呜者而假之鸣。人声之精者为言,文辞之于言尤其精,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呜。”韩愈于音乐、诗文一贯说之,郁于中成其“体”,泄于外成其“象”。善呜决非世俗。

又曰:“人之于言有不得已。其歌也有思,其哭也有怀。声出于口,皆有其弗平。”若俗情,则其所谓“不平”与“不得已”者皆甚浅;亦可谓无所思,无所怀,随于众以成俗。时俗既迁,风气随之。故其人苟习熟时俗,则天下靡靡,日入于衰坏,恐不复振起。又曰:“与世沉浮,不自树立。虽不为当时所怪,亦必无后世之传。”

韩氏所论,皆从古今道统大本原处出发,不依世俗之毁誉从违为进退。后人称其“文起八代之衰”。若依当时俗见,则一部文选已足,而韩愈力求跨越,一意上追三代、两汉,亦欲以复古为开新,亦甚赞陈子昂与李、杜。此虽韩愈一人之言,而全部中国文学史演进精神,亦可谓无逃其所指陈。

宋、元以后,戏剧、说部,骤兴特起,如王实甫之《西厢记》,施耐庵之《水浒传》,尤其脍炙人口,迄今不衰。然戏剧、说部,终不免以英雄、美女,战争、恋爱,为其主要中心题材;此皆于世俗大众,有刺激,有兴奋,有迷恋,有向往,为俗情所共凑,然究非人道大统本原之所在。渲染过分,近于孔子所欲放之“淫”,故终不得预于中国文学之正统。

远自诗、骚,下迄近代,在诗文、辞赋之正统文学中,亦未尝不及于英雄与美女,战争与恋爱,然皆避俗而归雅,亦不以为文学之中心题材。

故“立言”得与“立功”,“立德”并称“三不朽”。而又连称“文化”、“文教”,凡言“文”,必不忘于“教”与“化”。犹如凡言“技艺”,必不忘乎“道”与“德”。故文艺必主于雅而忌于俗,此为中国一传统观念,亦中国文化一特殊精神之所寄。

今人慕效西化,崇尚通俗,好言“地方化”、“时代化”,独避言一“雅”字,于绵延五千年之文化传统,转成广土众民之大一统国家之所以然,全不顾及。则兹篇所陈,亦仅拾古人余吐,殊不值时贤一哂矣!

 

(来源:钱穆《晚学盲言》)